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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的家國襟懷


  無論處于廟堂還是遠走江湖,他都懷揣“致君堯舜上,再使風俗淳”的政治理想,自始至終地關注社會現實,關懷民族命運,關心蒼生社稷,他就是唐代詩人杜甫。

  杜甫(712-770年),字子美,自號少陵野老,京兆杜陵人,生于鞏縣,晉朝名將杜預之后,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,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造就了他一生的“稷契”襟懷。

  “稷契”即稷和契的合稱,稷是后稷,傳說他在舜時教人稼穡;契,傳說是舜時掌管民治的大臣,二人皆為唐虞時代的賢臣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:“孟子曰:‘禹、稷、顏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,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饑者,由己饑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’”這種人溺己溺,人饑己饑的思想,其實也就是儒家民胞物與、推己及人的心懷,我們在杜甫的詩文中也常常能感受得到。

  如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:“入門聞號啕,幼子餓已卒。吾寧舍一哀,里巷亦嗚咽。所愧為人父,無食致夭折。豈知秋禾登,貧窶有倉卒。生常免租稅,名不隸征伐。撫跡猶酸辛,平人固騷屑。默思失業徒,因念遠戍卒。憂端齊終南,澒洞不可掇。”遭遇中年喪子的人生劇痛,痛定思痛后,詩人仍能將惦念和憂慮推己及人,“生常免租稅,名不隸征伐”“默思失業徒,因念遠戍卒”,這份襟懷著實讓很多人自愧弗如。南宋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有云:“方幼子餓死之時,尚以‘常免租稅’‘不隸征伐’為幸,而‘思失業徒’,‘念遠戍卒’至于‘憂端齊終南’,此豈嘲風詠月者哉?”

  “許身一何愚,竊比稷與契”,杜甫既以稷契自許,亦以此來要求自己,他在指斥佞小干政,斥責這些人“幸因腐草出,敢近太陽飛”,憤恨“君側有讒人”,揭露他們“惜哉俗態好蒙蔽,亦如小兒媚至尊”的同時,仍不忘盡可能為百姓辦實事,所謂“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”就是指此而言。故而杜甫雖為一介寒儒,卻有著強烈的責任意識。“安得覆八溟,為君洗乾坤”,由時局動蕩不寧而想到欲傾覆八溟之水,一洗乾坤污雜,為天下掃除禍患,雖為詩中之語,亦足見其勇于擔當的責任意識。北宋王安石在一首題杜甫畫像詩中說:“惟公之心古亦少,愿起公死從之游。”說來,這就是杜甫稷契襟懷的魅力之所在。

  安史之亂,杜甫落入了叛軍手中,一度身陷長安險境,從此他的傷亂憂時便與自身的遭遇聯系在了一起,相繼寫下了《春望》《羌村三首》《北征》“三吏”“三別”等名篇。“國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,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,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,渾欲不勝簪。”一場突如其來的戰事擊碎了國家的安寧祥和,盛世王朝變得滿目瘡痍。國難家仇,不知何時休止的戰亂使其憂慮滿懷!于是《哀江頭》有云:“少陵野老吞聲哭,春日潛行曲江曲。江頭宮殿鎖千門,細柳新蒲為誰綠。”這無聲的哭泣是為自己,更是為這個王朝。

  雖身逢戰亂,但杜甫的忠君戀闕之心絲毫未變。“況我墜胡塵,及歸盡華發。”為國為民憂憤成疾,頭發都急白了。他“脫身得西走”“辛苦賊中來”時,已經是“麻鞋見天子,衣袖露兩肘”。兵荒馬亂之中,不畏艱險,拋離家小只身投奔新君肅宗,這是怎樣的一個“稷契”之臣?

  乾元二年(759年)暮冬,杜甫因避安史之亂入蜀到成都,次年春,在親友的幫助下,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茅屋,有了一個棲身之處。誰知到了八月,一場秋風吹破茅屋,接著大雨又至,“床頭屋漏無干處,雨腳如麻未斷絕”,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見。然而,就在這最沮喪、最無助、最需要關懷的時候,杜甫卻發出了“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,風雨不動安如山。嗚呼!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,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!”的慨嘆。雨腳如麻的凄冷寒夜之中,置自己床頭屋漏的劣境于不顧,推己及人,大愛天下,這樣的稷契襟懷,怎不讓人感動、景仰?

  寶應二年(763年)春,杜甫居梓州、閬州間,時春旱嚴重,忽有夜雨降臨,喜不自禁,遂作《喜雨》:“春旱天地昏,日色赤如血。農事都已休,兵戎況騷屑。巴人困軍須,慟哭厚土熱。滄江夜來雨,真宰罪一雪。谷根小蘇息,沴氣終不滅。何由見寧歲,解我憂思結。崢嶸群山云,交會未斷絕。安得鞭雷公,滂沱洗吳越。”

  由天旱想到農事,由旱災想到兵禍,突然降臨的夜雨,讓杜甫喜出望外。但他深知,久旱之后的一場雨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,老百姓仍不知何時能過上安寧的日子,自己心中郁積的愁思心結亦不知何時才能解開。這種心境之下,杜甫的思緒再一次由巴蜀飛躍到了吳越。據《舊唐書·代宗本紀》所載,寶應元年八月,臺州人袁晁陷臺州,連陷浙東州縣。遠在巴蜀的杜甫,剛剛因為一場及時雨緩解了這里的旱情而眉頭略為舒展,轉眼之間,又擔心起數千里之外的吳越之民來了。此等情懷,確實讓人不得不感喟。

  杜甫有過居廟堂的經歷,但更多的時候是身處江湖,可他始終保持著初始的那份稷契襟懷。位卑未敢忘憂國,暮年的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非但沒有減弱,反而更加強烈,思君報國之心處處可見。如“時危思報主,衰謝不能休”“長懷報明主,臥病復高秋”“霜天到宮闕,戀主寸心明”“此生那老蜀,不死會歸秦”“尚想趨朝廷,毫發裨社稷”“馮唐雖晚達,終覬在皇都”等。對此,南宋洪邁《容齋續筆》有云:“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,一飯未嘗忘君。”

  杜甫的政治理想從感同身受的苦難出發卻又遠遠超越了個人,北宋黃徹說他是“跡江湖而心稷契”。想必,這也正是杜甫感動后世千年的偉大之處。(晏震宇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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